必有一颗星，正为你闪烁 | 6.19 杨志军《最后的农民工》首发签售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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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高地的写作与探索 | 杨志军《最后的农民工》学术研讨会后记
点击： 260 | 发布时间： 2021年6月25日
6月19日晚，杨志军《最后的农民工》学术研讨会在青岛文学馆举办。多位作家和学者到场参加，在初夏的月色和夜风中，文学的声音，一如院中草木般葱茏蓬勃。
评论家张薇多年来专注于杨志军作品的研究，在研讨会上，她以《从荒原到大海：杨志军的创作转型之路》为主报告，详细梳理了杨志军的创作生涯。“我在青海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杨志军已经是西部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了。他的文学作品，人格风范和心灵的力量，影响了我们一代人。1995年，杨志军离开青海，来到青岛，从高海拔到零海拔，从荒原到大海，地理位置是一路下行的。但他的人格力量，他的精神和思想，他呈现给这个世界的全部面貌，却始终是一路向上的。”
评论家张薇
张薇表示，自己与杨志军一样，都拥有青海的身世背景，也都是在投身文学创作之后，才来到青岛。自己是否被这座陌生的城市所接纳？又能否在此地扎根生长？这都是身为一个异乡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缺乏故乡感的境况下，张薇选择了杨志军的作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书里找答案，是寻文学的根，也是寻自己的根。“来到青岛之后，我认识了网名‘大漠’的臧杰，自此有了一个可以对话的人。相遇就是一种幸会。我研究杨志军的第一本著作《寻找杨志军》，书名是臧杰定的，也是交由良友书坊进行装帧设计的。因此，我在青岛的写作，第一站就是从良友书坊出发的。”
张薇《寻找杨志军》
张薇将杨志军的写作，定义为具备思想性，精神性，神圣性的“精神写作”。她表示：“杨志军的创作有着坚定、明确、醒目的文学理想，就是向着精神高地攀岩，因此其作品有非常清晰的精神脉络，自成其精神体系。荒原系列、藏地系列、海洋系列三个文学基座，呈金字塔式的三角形，支撑起了杨志军的文学世界。”张薇认为，杨志军在长达35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在寻求突破，差不多每十年左右，就会呈现出创作的转向，但其中的精神求索从未改变。对精神的持续思考和艰难实践，是杨志军的文学初衷，也是他一生的理想主义。荒原（农耕文化：萎缩与守成）
——不在写作中为农耕文化张目：文化批判；
藏地（游牧文化：自由与张扬）
——破坏规矩与创新规矩：文化引领；
海洋（海洋文化：冒险与服从）
——勇于突破与团队精神：文化建设。
荒原系列——人与自然——母马精神——自然伦理；
藏地系列——精神风气——藏獒精神——道德信仰；
海洋系列——理想人格——田横精神——建树理想。
杨志军试图以这样的书写和追索，建立开放、包容、自省、自信的文化胸怀。实现壮阔、纷呈、谦和、崇高的文化愿景。事实上，这也正是现代中国人的理想。
2015年的小说《齐王田横》，是理解杨志军青岛叙事的钥匙，打开了这扇门，就理解了杨志军“看见”的青岛。张薇认为，杨志军写青岛，就是写田横精神，写他自己所发现和理解的城市——“他的多篇文章和言论，既有对青岛文化的现实忧虑，也有对青岛历史的深刻洞见，他希望通过发掘青岛历史和现实的隐秘故事，创造一个他自己的青岛。”《潮退无声》如此，《最后的农民工》更是如此。一个“齐敬横”的名字，就是最好的体现。张薇认为，杨志军是一个特别关注人类命运和个体遭际的作家，他思考的问题都是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人们的面对与挣扎。她谈到：“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整个社会的伦理息息相关。我们关心他们的命运，其实也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关心全人类的命运。这是杨志军笔下的人性启示录，是可以找回失落的尊严，帮助我们走向精神崇高境界的。”在谈及杨志军的这部新作《最后的农民工》时，张薇表示，自己的阅读感受，是“痛彻心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离开故乡的人，都有着相似的感受。“我们那一代人，经历了一次社会大迁徙，我的父辈从发达地区奔赴偏远地区，而八十年代至今的农民工群体，则是从贫困乡村奔向富裕的城市。方向改变了，目的改变了，唯一不变的，就是迁徙本身。迁徙，本质是将自己人生连根拔起的过程。他们怀揣着改变自身命运的热望来到城市，从事的行业却是城市的底层行业，而他们的命运与城市的发展，则是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后的农民工》是对历史的回应，也是对命运的应答，同时带来了一个现实思考：社会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和我们共同建设城市、创造城市历史的农民工，给他们应有的平等、尊严和公平、正义，偿还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让他们的下一代不再遭遇身份困惑和失乡之痛？”对于这个问题，张薇认为，杨志军已经在书里给出了答案——“爱”。这个答案把光和希望交还给了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这是杨志军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人之为人的理想建树，也是给自己生存于斯的大地的心灵献词。“从荒原到大海，时间和空间可以改变，但其中的精神指向却坚定不移。在这个时代，杨志军的现实主义写作或许并不讨巧，但他就像是加缪笔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徐妍教授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无论多么个人化，一定跟时代、历史和他人有关联，因此，她将自己的报告命名为《藏地底色、青岛本色与未来中国人精神的重塑》。“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与这本书相遇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不止是因为杨志军是青岛作家，不止是因为《最后的农民工》是一本50余万字的厚重著作，也不止是因为它选取了农民工这一重要题材，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为中国21世纪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考，塑造了新的人物，也做出了新的探索。”徐妍谈到，百年前的今天，中国已经完成了近现代转型，我们目前所处的新世纪，它的前二十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不稳定性，不亚于于一个世纪以前。她认为，我们可以将《最后的农民工》放在21世纪文学心智的探索上来进行解读。“《最后的农民工》探索或改写了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身份寻找和身份焦虑。它以接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方式，作别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同时进行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书写。这本书有很多新的要素，它们共同参与了未来中国人的精神重塑。”徐妍认为，藏地底色，是《最后的农民工》背后的本源性精神高地。这本书的故事空间，是一乡（梅林渡）、一城（青岛），无论是梅林渡的自然风景和乡村伦理，还是青岛的海浪和天空，以及主角的内心，都带有藏地高原的底色——洁净，明亮，救赎。常发财的诗中出现了“雪白的城”这一意象，在徐妍看来，这是因为海和雪山具有精神同构性，或可说，杨志军的海带有雪域高原的生命本源。他坚持在精神高地上写作，这也是一种孤寂的写作，同样具有雪域的底色。“在藏地底色之外，本书的‘青岛本色’，体现在写实笔法与平视目光上。这部小说的叙事，采用了具有诗意的写实笔法。对于书中的人物，杨志军没有俯瞰也没有仰视，而是以理想主义的执念，理解，共情，同情的角度来进行平视。与此同时，又融入了现代主义的多角度、多人称叙事，但又进行了精心处理，亲和力更强一些，不会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费解。”在谈到“未来中国人的精神重塑”方面时，徐妍认为，“重塑”的意义，是《最后的农民工》中最重要的一点。在她看来，本书虽然归类为农民工题材，但它的立意和内容，与阶层和阶级无关，实则是以理想主义的光焰来探寻中国人的未来活法。这本小说有着对未来的承担，也带有建设性的设想和行动，杨志军的写作路径，不是启蒙者的犀利批判，而是把鲁迅的“利人思想”改写和变化为“做人思想”。这并非放弃了知识分子写作的要义，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担当，也是对理想化的期待。此外，徐妍还谈到了知识分子语言和民间语言的兼容和交融的问题。她认为，在《最后的农民工》中，杨志军因个人际遇、个人立场和个人观念的不同，呈现了与前辈作家和同时代作家有接续、有相通，但又不同的个人化探索。这本书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卑微而又尊贵的农民工现实景象，运用诗性语言和民间语言的融合，探索并想象了未来中国人理想化生存的方式，并实现了从“父之子”到“子之父”的身份转换——在承继鲁迅等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滋养的基础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精神之父。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金胜认为，《最后的农民工》保持了杨志军小说精神品格的连贯性，因为他的追求始终未曾变过，一直坚持以书写日常人性来抵达神性的境界。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金胜
“50余万字的小说写作，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心。从当下的整体环境来看，杨志军的书写，仍然在追求善与‘和’，这个‘和’的含义，也即是山东儒家文化的典型性。在社会处于裂变时期，人群处于隔膜状态的当下时代，杨志军的作品里，仍然具备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对人性的追求，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情感乌托邦。我认为，书中的时代感相对不是特别突出，有些类似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写作——以日常性追求永恒，又有神圣性的凸显。《最后的农民工》的故事内容是世俗的，但它的精神维度，却具备了超越性。”
山东大学青岛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赵坤谈到，一个作家的创作变化，一定兼具个人生命轨迹和社会发展轨迹这两条动线的变化。但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也正是这些不变的要素，才是写作中核心的，稳定的部分。
山东大学青岛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赵坤
赵坤从写作伦理学的角度切入，分析了杨志军在小说中的意义赋值，同时也提到，关于“青岛书写”，杨志军对海的描写，是非常独特的，这并非文学修辞上的“陌生化”，而是现实层面中，一个初来乍到者的“陌生”视角。此外，杨志军将青岛人的心态描写得非常细致入微，表现出了青岛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文化特质，是为典型的地方叙事。青岛文学馆馆长臧杰表示，青岛自开埠伊始，便是一座移民城市。青岛的城市化过程，包含了本身的文明化改造，它的发迹和成长，隐含了“转身”的无限可能。《最后的农民工》里的一些角色，是在社会权力和阶层未固化的状况下，通过奋斗而实现了个人价值，但在当前时代，农民工满怀希望涌入城市的图景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乡村的无望，而这些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们，也很难再实现改变阶层的可能性。
青岛文学馆馆长臧杰
“农民工题材，是一个重大的命题，表达的路径有很多种。从这本《最后的农民工》里，我们可以看到，杨志军的笔下没有彻底的恶，他以‘净化’的方式来处理种种恶行，实则是以一条道德路径来表达了这个命题。我认为，一个经典文本的形成，应当吸收更加多元化的思考路径。重要的写作，都具有预先判断性，也就是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考虑如何面向未来，如何完成日后的创作。这仍然是一个当下的写作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刘耀辉认为，杨志军的人格书写，是一以贯之的，在《最后的农民工》中依然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它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有朴实，也有狡诈、自满与冷漠，特别能唤起本土读者的共鸣。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小说的结局采用了“兰桂齐芳”的处理方式，似乎不如一个纯粹的悲剧更能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刘耀辉
青岛市作协主席高建刚表示，文学作品的经典性，需要时间来检验。《最后的农民工》的文本，兼具厚重感和层次感，小说的结构是富有诗意的，而人物的出场则是合唱式的，多声部的，在小说情节方面，杨志军的书写，并非单纯地讲故事，而是不断地赋予内涵。此外，杨志军写作的精神性非常突出，许多细节的描写都很“正”，如果尝试加入一些“歪”的荒诞化处理，或许可以给小说增添更多趣味。
青岛市作协主席高建刚
在研讨会的最后环节，杨志军也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表示，自己的作品里不太出现“绝望”，并不代表舍弃了对悲剧性的思考。“也许正是因为心底存在着太多的绝望，才想要在这绝望里种出一朵玫瑰，在无花的土地上开出花来。”
作家杨志军
“我的写作从未停止过求变，只要生活中有一种可能性，它就会引起我的兴趣来。作家的‘变性’，与作品的‘变性’，必然是对应的。骑马在荒原上驰骋，是阳刚性的表达，到了海边，可能就会弃马而行，在海水的滋润中变得阴柔起来。从这个精神维度而言，青岛塑造了我，我也在作品中塑造着青岛。”一个作家如果能不断地在文本中解决重大问题，那么，文本的经典性也必然越来越强。一本《最后的农民工》，为杨志军的创作之路奠下了一块重要的新标识，也为未来的时代打开了一条精神通道。农民工的命题，同时也是人类的命题——“对充满各种欲望的人类来说，人性的堕落是它最后的灾难，人性的升华也是它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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