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下人”在青岛的风景
沈从文
“乡下人”在青岛的风景
“乡下人”
曾经是沈从文的自称,笔者在这里如此称呼他,是对他传奇人生中宠辱不惊的一种至上的敬仰。
应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知道沈从文的人不多,不知道《边城》的人就更少——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总排名第二,名列单篇小说第一。《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沈从文以及他的《边城》,其实与青岛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缘。他曾说“在青岛的那两年中,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自传》、《月下小景》,其他许多短篇小说也是这时写的,返京以后着手的如《边城》,也多酝酿于青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有崂山北九水姑娘的影响。”……
01
“广阔无限的大海代表了思想的解放,感情的解放。”
青岛市福山路3号——一座临海而立的三层小楼,虽已被岁月侵袭的花岗岩立面下,却依旧包裹着一颗幽静与雅致的心。这里便是沈从文的故居。
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离开上海,任教于该校中文系,讲授《小说史》、《散文写作》等内容。
第一次站在这座小楼前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是随着他1932年初写于青岛的小说《凤子》中湘西青年的形象,自然而然被打开的:“怀了与世长辞的心情,一个人离开了北京地方,上了××每早向南远远开去的火车。”“民族中积习,常折磨到天才与英雄;不是在事业上粉身碎骨,便应在爱情上退位落伍。”“这年轻男子,纯洁如美玉,俊拔如白鹤,为了那种对于女人方面的失意,尊重别人,牺牲自己,保持到一个有教育的男子的本分,便毫无言语,守着沉默,离开了××学校同北京地方。”……我可以想象出他当时在各种情感的失落与纠结中逃遁,企图一个全新开始的复杂心情。
沈从文的读者几乎都知道,按照他写小说的习惯,许多小说中都有自己的影子。关于故居当时的环境,沈从文也在他的《凤子》里有所描述:“他所住的地方,在一个坡上。……房子不大,位置极为适当。从外面看去,具备了××岛住宅区避暑游息别墅的一切条件。整齐的草坪,宽阔的走廊,可以接受充足阳光的窗户,以及附近的无刺槐树林,同加拿大白杨林,皆配置得十分美丽。……从他住处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眺望到远远的海,每日无时不在那里变化颜色。一些散布在斜坡下不甚整齐的树林,冬天以来落尽了叶子,矗着一片银色的树枝,在太阳下皆十分谧静安详。连同那个每日不缺少华洋绅士打高尔夫球的草坪一角,与数栋参差不齐的排列在山下的红瓦白墙小房子,收入到这个人的窗户时,便俨然一幅优美的图画。”
他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一个人到青岛那个高处的教堂门前,坐在石阶上看云,看海,看教堂石墙上挂的薜萝。耳中到附近一个什么人家一阵钢琴的声音……它一和当前的情景结合,和我生命结合,我简直完全变了一个人,在学习和写作中都会发生极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让他的心绪安定下来,思绪自然泉涌,创作了《泥涂》、《阿黑小史》、《凤子》3部中篇小说;《三三》、《都市一妇人》等20多篇短篇;《记胡也频》、《记丁玲女士》、《从文自传》3部长篇传记。也让他多年后,对金介甫先生说:“广阔无限的大海代表了思想的解放,感情的解放。”
02
在青岛,爱情、友情、事业构成他人生最美的风景。
“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段熟悉的话,带着当年的火热,依旧温暖着此刻每一颗为爱行走的心。它是沈从文当年写给妻子张兆和情书中的精华,透过它,我们可以想象出多少个海风轻拂的夜晚,沈从文的心跳和着波涛的起伏,写下无数行华美而滚烫的文字——也许,青岛这样一座城,真的可以赋予他爱的勇气吧。
可以说,当年选择到青岛教书,与沈从文苦苦追求张兆和未果是有着很大关系的。但是,无论人在哪里,多情的沈从文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执著,历经了3年零9个月的爱情跋涉,“乡下人”终于如愿地“喝上了甜酒”。1933年夏天,未婚妻张兆和来到青岛,在学校图书馆负责编写英语书目。
张兆和到青岛的第二天,沈从文便带了她和友人一起游览崂山,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游览,才诞生了《边城》这部奠定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师地位的巨著。那天在北九水,他们偶然目睹了一农家为家中长者办理丧事的场面,其中一位十几岁着白色孝服的姑娘,化过纸钱,哭泣着提水走过的哀怨与美丽,深深地触发了沈从文对家乡湘西沉淀已久的回忆,他联想到家乡“起水”的习俗,联想到家乡的风土人情,禁不住感慨万千,立即对张兆和说:回去后,我要给你写一篇小说。
崂山之行后,沈从文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虽然最终他把故事地点放到了湘西的边境处,但崂山的淳朴自然、山水和谐依旧对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从翠翠这一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里,我们都依稀可以看到崂山少女的影子。对此,沈从文曾说“边城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乡村女子,取得了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良善式样,——这一切其所以能转到纸上,倒可说全是两年来海上阳光得来的能力,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排泄与弥补。”
在青岛期间,沈从文前前后后多次攀爬崂山,后来他写道:“我曾先后去过几次崂山,有一回且和杨金甫(即杨振声)校长及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诸先生在崂山住了6天。以棋盘石、白云洞两地留下印象特别深刻。两次上白云洞,都是由海边从山口小路一直爬上,这两次在‘三步紧’临海峭壁上看海,见海鸟飞翔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从松树丛中翻过岩石的情景,如在眼前。”可见崂山对他以及他作品的影响会有多么深远。
直到今天,《边城》之所以能在作品云集的现代书架上,依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明它的生命力是无限的,它里面所充溢的人性之美让它光辉无边。坊间曾一度传言,沈从文是第一个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18位评委之一、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后来也证实了这点。可惜当时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诺奖没有先例颁发给一个不在世的人而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大憾事。
沈从文曾在1983年致信学者刘洪涛先生时说:“大致当时精力特别旺盛,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即已足够。”“在青岛前后虽只二年半,对于我一生工作影响极大。在青岛时正年青力壮,创作欲旺盛,更重要是文字在时趋成熟中。每面对景色奇美的大海,一部《法苑珠林》也开扩我的想象力,可说是一生工作最为有效果的一段日子。正若从青岛温和阳光吸取了用之不尽的力量和感情,都反映在多个篇章中……因此返到北平不久,就写《边城》,十分顺手。”据他的朋友吴伯箫先生回忆说,那时沈先生书桌上经常搁着两三个故事,几乎在同时进行创作。
在青岛期间,不仅在文学创作和爱情上获得了双丰收,还结交了杨振声、闻一多、赵太侔、陈翔鹤、宋春舫、臧克家等一大批情意相投的学者教授朋友。当时在市立中学教课的好友陈翔鹤因为工作和爱情的原因失意苦闷,沈从文几乎每晚都陪他到中山公园,通过谈心开导他,送他到学校后再回自己住所写作。诗人卞之琳为筹措出版诗集的费用来青岛找沈从文,沈从文二话不说鼎力相助,甚至当卖了衣物借钱给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福山路3号,沈从文接待过好友巴金,他甚至自己住到学校里,把房子让了出来,让好友“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林中散步”。在他的住处,巴金创作了短篇小说《爱》和中篇小说《砂丁》的序。巴金曾在沈从文病逝后,满怀深情地创作了《怀念从文》,追忆了两人的深厚友谊,其中就提及了在青岛小住的这段时光。他在唁电中写道: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之所以自称“乡下人”,正是因为沈从文自己也认为骨子里有着传统的淳朴的性格吧。在他刚到青岛三个月的时候,他生命中的挚友以及恩人徐志摩因乘坐飞机失事身亡。噩耗传来,他连夜坐火车去了济南。在济南蒙蒙的细雨中,和朋友们一起体面地安置好了徐的后事。并对徐志摩遗留下的一些大事小事,也都尽心尽力地做了妥善的安排。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传说被害。沈从文闻听后,于5月26日和6月4日,分别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和《丁玲女士失踪》两篇文章,满怀悲痛地对丁玲被捕事件表示抗议,并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女性》,道出了他对丁玲深厚的友谊。但因为建国后不同的人生际遇,两人反而情谊破裂,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
03
1933年7月,沈从文离开青岛,再次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离开青岛,青岛却与他的骨肉相连。
关于他离青的原因,传说有三个:一是1932年9月,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杨振声校长辞职。二是1932年,沈从文发表的作品《八骏图》中,里面的甲乙丙丁专家基本是以楼下同住的几位老师为原型,他在作品中伤害到了他们,抬头低头天天见的,沈从文感觉不好意思了。三是杨振声先生在北京为教育部编写中小学教材,也极力邀他去帮忙。基于这三点,他选择了离开青岛。
虽然走了,但他对青岛眷恋依旧:“世界上有万千关于描写刻画海上种种壮丽景色传名千载的诗文、绘画和乐章,都各以个人一时所遇所感来加以表现,加以反映,各自得到不同的成就。我看了三年海,印象总结说来实简单之至,海同样是绿而静。但是它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好像十分抽象却又极其现实,即或不能说是根本思想,至少是长远感情。它教育我并启发我一种做人素朴不改童心永存的生存态度,并让我在和它对面时,从长期沉默里有机会能够充分消化融解过去种种书本知识、社会经验,和生命理想,用一种明确素朴文字,重新加以排比,转移重现到纸上来,成为种种不同完整美丽的形式,不仅保存了一部分个人生命的青春幻想和一生所经所遇千百种平常人爱恶哀乐思想情感的式样,也因之从而影响到异时异地其他青年生活的取舍,形成我个人近三十年和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为特殊密切,在某种意义上又相当疏远的关系。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造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
这文字在我们今天读来,依旧是那么暖心,仿佛可以摸着先生为青岛而起伏的心绪。
然而,世事如棋,1948年,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据妻子张兆和回忆: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为此,致使沈从文后半生中断文学创作,转而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完成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他被海峡两岸同时封杀的几十年里,以至有的青年人不知沈从文为何人。有次沈从文有点忍不住,对孙女说他是作家,孙女竟回他一句:“你吹牛!”孙女的这句回话,会有多么大的杀伤力,我们今天是不敢也不愿去揣想的。
建国后,沈从文被安置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做了一名管理员,除了日常的讲解工作,有时还要去做冲刷女厕所等粗重的体力活。他当时感慨: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孤单……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很喜欢《从文家书》里的一段话:“易折的崔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虽然命运多舛,但沈从文与青岛的缘未断,像起起伏伏的崔苇,骨肉相连般在他的生命里鲜活着。
1957年8月初,文化部计划安排一批干部到青岛休假。早就感身体不适的沈从文恰好想休息一段时间,便终于如愿以偿地再次见到魂牵梦萦的青岛的海。
离别23年之后,这座滨海城市让他感觉陌生而熟悉,不再有旧友,住得也不再是故居,甚至海边的空地也建起了房子,但他对青岛以及青岛的海的那份爱,还是那么强烈,他经常到海边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又一次来到这个滨海城市。虽然在这里碰不到几个熟人,虽然是三个人住一个房间,写作是他永远的执著。每天从海边回到住地,他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写他的文章。同房间的有三个人,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而且也没有台灯,很不利于写作。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终于用勤奋感动了一个服务人员。从此只要他写文章,服务人员就给他打开一个小房间,让他到里面安静地写。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三四篇文章。8月13日,他在致张兆和的信中说:“在这小房间里,五点即起来做事,十分顺手。简直下笔如有神,”“如一年有一半时间这么来使用,不知多少东西可以写出!即或是写诗,或戏剧,也一定会有意料不到成绩。”8月26日,他又写信给张兆和,说:“在这里住下,写什么似乎亦落笔,易设想,脑子似乎恢复了过去二十多年前写《月下小景》情形,人比较聪敏了好些。如写中篇,易构思。可能是海上空气究竟不大同,或比较适合我体力”。
沈从文最后一次到青岛,是1961年6月28日。在此之前,上面对过往的失误开始做了些许调整,又因好友巴金、陈翔鹤的鼎力举荐,沈从文被批准重回写作队伍。上面有人鼓励他还可以写,甚至,共和国的最高首长也说,你还可写嘛。于是,他的心里再一次升腾起太阳,申请组织更改了安排去四川采风的决定,决定去青岛住一阵,并坚持自己拿了来回的车票钱。
到达青岛后,他住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但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让他对创作力不从心了,他重游旧地,期望唤回当年的感觉;又借阅有关青岛的大量书籍,但无论如何,他的信心在一天天的锐减,他越来越感觉,自己写不出那个时代想要的作品来了。
但是,他是那么地深爱着青岛,在她的怀抱里,他无法不为她留一点文字,于是,在8月5日前离开的整整四十天里,他还是写下了24000多字的《青岛游记》。用翔实而质朴的文字,表达了他对青岛的一腔真情,散文般美好地介绍了青岛的历史和文化,当然,还有他心中那片永恒的海……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他曾经在1934年7月生活书店出版的《我与文学》一文中写道:“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了的北京移到了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他不止一次地写下青岛和青岛的海所给予他的一切,却不曾提及他给予青岛的丝毫——青岛有幸,用她的山和海,成就了中国如此优秀的文学大师!
沈从文,一个早已将浓情融入到青岛的“乡下人”,无论今昔,我们在喧嚣的城市里,永远可以触摸到您纯净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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