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文学传统的养成（1898-1949）——2022年“全民读书月”名家讲座系列活动之二
文学的历史和人的历史 |《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青岛市图书馆发布会后记
点击： 369 | 发布时间： 2022年5月21日
5月14日下午，文化学者臧杰《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的新书发布会在青岛市图书馆三楼报告厅举行。活动由青岛市艺术研究院院长、青岛市美术馆馆长迟涛主持，他在开场词中表示，臧杰多年来致力于文学史研究，已经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也是他对自己的研究所进行的一次系统梳理。活动现场，三位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魏韶华、李莹、赵坤分别从自身的研究方向出发，就《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进行了学术交流。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魏韶华表示，《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着眼于青岛的区域文学史，并将很多信息沉降到这里，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是一个极大的补充，同时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以后的编撰写作，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臧杰孜孜不倦地收集、积累和梳理了大量一手资料，依靠巨大的才情将其激活，展示给我们文字符号背后历史人物的存在状态。“他的确具备了做这项工作的条件”。“这是一部有人和人性内涵的文学史，可谓青岛的文学故事，对于过往逝去的岁月里，在青岛呼吸过的那些人、那些作家们的创作，展开了一次次回望。这是一场对话式的书写。不同于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它充满了人气。这样的梳理没有将文学史架空，在历史中存在的不是一个个冰冷的文字符号。臧杰在书斋里和这些历史人物对话，把他们拉得很近，对话不仅是文学的，同时也是人生的、心灵的，毕竟文学史最后写来写去，还是人的历史。”魏韶华谈到：“《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是一部有个人的文学史。很多的文学史侧重于大历史的书写，但存在于历史中的，总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他们是具有创造性的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打开这本《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可以看到历史性人物被复活于当下，可以从中体会到，在青岛的历史长河中，人物如何存在、写作和思考。臧杰将情境和人物行动并置在一起，直接将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现场，复活了那个时代，也提供了一种氛围。”“这本书是具有当代感的文学史。写青岛文学史，不在于对得住、对不住那些已经逝去的那些时光里的人，而在于对我们当下青岛的文学、青岛总体的文化是否有启示。《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不是纯粹的历史书写，它站在当下的场域中去反观历史，从而才成为当代版的文学史。”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成员李莹博士表示：“首先要祝贺的是，青岛有了第一部城市文学。臧杰老师作为爱青岛者，也是知青岛者，更是懂青岛者，他的文学史稿不仅富于学理性的思考，而且极具生命感，同时也是一种具备使命感的个人化写作。这为已有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样式，是特别有价值的。”“《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主要是以新诗、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戏剧，还有小说这几种不同的文类为主要线索，以线性的时间整理了第一手的文献史料，从而爬梳了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近100年的时间里面，青岛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臧杰的写作背后，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对话意识，他想探寻青岛文学的崛起，还有它演变的内在动力，以及青岛文学在演变过程中所生发出的内在肌理。这本书里不只是线性的历史事实的铺陈，而是发生在作者、历史人物和青岛三者之间的有机对话。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那就是在地的关怀，让人感受到一种极其生动的历史现场，以及青岛文学独一无二的地方性。作者为我们呈现的，不仅是文学树上开出来的花，而且是它所生长的根脉，以及培育文学的土壤。与此同时，也通过一种切片化的方式，呈现了诸多历史细节。”在谈到臧杰老师的文学史观时，李莹认为，《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不仅仅是属于青岛的，更是属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它为研究整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打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空间，可以带领我们去思考，青岛这座城市跟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有一种怎样的关联，它如何在主流文学史的脉络里面去演进，同时又葆有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特征。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副教授、第九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赵坤博士，对这本文学史稿写作的难度深以为然，她表示，这本书所体现的，于严谨治学的态度之外，更有厚积薄发的才情。“《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的写作难度，在于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物，需要从无到有创造出来，这本书在方法上、结构上、效果上和意义空间上，都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文学史的写作样式。”赵坤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往往是一种学科史或者学术史的呈现，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有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等。但这样的写作样式，不免会因固定化而失却生动。而《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的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非常值得参考的范式。这种写法兼具普及性和学术性。就普及性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作者在写作之初就形成了的文化理想和学术追求。但如何同时保证普及性和学术性却有难度，也就是说作者要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时刻面对两个问题：学术史的总体性问题和学术史的个体性的问题。“作为总体性的学术史来讲，他要处理的是整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内容，但是在处理的过程中，又要把它聚焦到每一个个体。譬如作者在书中对沈从文和老舍这两个人物的书写，处理得非常巧妙，作家彼此之间的交往，以及作家彼此之间在精神上的互动，都在一张神经网络里盘活了。”从《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的阅读体悟，赵坤也引申出关于书写青岛文学史的意义问题，兼而回应李莹博士刚才提到的地方文学史和主流文学史之间的互动性问题。她表示：“当我们提到‘地方性路径’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跟全球性对抗的东西，反而是跟全球性或者说全球化彼此补充的关系。实际上，随着文学社会学的向下延伸和向纵深发展，我们看到越是全球性时代，越需要这些极具地方性特色的东西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并不存在全球性遮蔽地方性的问题。同时我们需要一种去中心化的思维，或者说是转移中心的思维，不是围绕某个主流传统或民族国家等去发现地方的价值，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地方文学史之间的互联互通。”三位嘉宾的座谈交流结束后，臧杰作了题为“青岛文学传统的养成（1898-1949）——从本土写作谈起”的讲座，向现场观众讲述了《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的创作过程，以及他对青岛文学历史和本土写作的理解。臧杰首先提到，这场讲座是青岛市图书馆和青岛市艺术研究院之间的一次互动，这既是一次空间意义上的对话，也是一次学术方向的对话，它使得各学术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多元交叉成为可能。这本《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即建立起一种学术路径，将个人的本土化研究和系统性的学院派研究进行有效连接。
“实际上，在做地方文化研究时，我们常面临一个困境，那就是我们的研究能不能走出青岛，被放到全国性、公共性的话语场里去考量。可能这对于做地方性研究的大学老师也一样，他们的青岛问题研究能不能发到C刊？如果主办方或平台根本不知道你研究的对象，那又怎么能通过传播形成对话？在青岛进行的此类研究现状，长期如此。因为我们缺乏在全国范围内表达青岛文学存在的旗帜。那么，作为地方学者，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连接和互动，就有可能推出在专业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发出我们的声音，让全国范围内更多的学者关注到青岛的历史和现实。”“个体的研究，首先作为一个基本线索存在。我们要清楚一个城市最好的文化在哪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用其它形式拓展它、延伸它，从而放大整个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只有基础工作做扎实了，之后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才能找到工作点。这样的文学研究，大约已经超越了研究本身。”以此为认识基础，臧杰在接下来的讲座里，梳理了青岛从1898年至1949年所经历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里，文学在不同政权背景下的发生和发展的，并分析了青岛文学和政权背景之间的密切关系。“青岛最初的面貌，实际上是典型的传统农耕和渔业相结合的文明特质。这座城市建置初期，完全称不上发达，是在陆续吸收作为劳动力的移民的过程中，才逐渐兴旺起来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胶济铁路也成为周边人口向青岛聚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高速的城市建设，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样貌。”臧杰指出，德国人来到青岛之后，虽然也带来了戏剧和电影，但一直到1910年，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居住和沟通，是不具备连接性的，正因缺乏连接性，也没有生成本土青岛文学的可能。但是随着大鲍岛区域的兴起，随着商业文明的兴起，华人群体对于文化教育的需求，也随之迅速扩大。随着华洋分界的取消，青岛迎来了一个最重要的时间机遇——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对于整个青岛的文化抬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把遗老遗少和很多高级官员送到了青岛，在青岛的德国人开始慢慢接触到中国的上流社会。外来殖民文化的单向输入，与遗老南下所带来的零散的士绅文明相遇，这种高层级的中西文化队伍之间的对话，为青岛文化打下了一个重要的根基。”在青岛早期文学中，小说《桃源梦》具有相当的现实指向。作者将青岛构造成一个桃花源，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后，遗老遗少寓居青岛的生活状态。1919年的五四事件，令青岛再一次卷入巨大的政治风云中。临时政府从日本军政署手中接管青岛主权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要重新招募和组织文教工商各行各业的人员。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来自全国的青壮年人才，在“五四”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各地的新式教育，可以说，很多人的知识储备，既有旧学，也有新学。臧杰指出，1922年以后的青岛，正是因为这些“新青年”的到来，才真正出现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班底。随之而来的报社和报人的涌现，报刊文化的陆续发展，在带来现代化迹象的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的新文学发展带来了条件。“报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20年代的青岛报业，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当时市面上有十几张报纸，各家报纸的副刊，对原创稿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这其实对民间教育的发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报纸为文学青年、少年们提供版面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间文学社团的蓬勃发展。这些作品在为报纸填充版面的同时，也形成了报纸之间对文学资源的分配，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对话。”臧杰指出，当时的报纸，成为了城市文学发生的一个载体。在他看来，报业的发展，事实上是市民文化发展的一种典型样式，此外，它也表达了一种拓展精神——哪家报纸敢说话，它的发行量就大。臧杰以1924年创刊的《青岛时报》为例，指出了报史研究在文学研究范畴中的重要意义。“在连续出版的报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活跃在副刊上的写作者，你可以看到他们跟学校、跟大学之间的互动，以及跟当时的著名文人们的互动。通过这种观察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媒体写作和现实写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当时背景下的写作格局。”谈到民国时期的青岛文学，自然绕不开山大的历史。臧杰指出，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对教师的学历要求是很高的，很多教授都有着留美的背景。王统照也正是因为学历未能达到这样的高门槛，无法进入国立青岛大学任教。但他作为文学刊物的领导者，的确影响了很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带动了他们的成长。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统照对于早期青岛新文学的发展，具备了非常重要的典型性。
在书写王统照的部分时，臧杰没有像写沈从文和老舍那样，从小说的高度来处理，而是主要考虑到他的文学凝聚力。他表示：“在王统照身上，体现了对当时的学生的扶持和发动，以及对民间文艺和新文学的发动。”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是“新月派”大本营。在这样的一个文学阵营中，闻一多和梁实秋的立场，实际上跟胡适先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连接和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青岛文学界的人物构成，实际上是安置于校园体系内的，大学教授体系的变动，会形成一整个上游的变动，这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我们常常讲到30年代繁星漫天，但很多星星是不可能并置到一个画面里的，左翼阵营和新月派的阵营是完全不同的，很多文人来到青岛的方式和形式也不一样，这些名人并未构成统一的青岛文学天空。”30年代的青岛文学“各自为营”的局面，在1935年，迎来了一次改变。洪深先生来到青岛接替梁实秋的教职，并组织了一群文人，共同创办了《避暑录话》。事实上，从出版发行层面来讲，《避暑录话》是为第四届铁路展览会服务的，但它同时起到了另外一个重要作用——集合性地展现了当时青岛新文学的质量，同时显现了青岛第一次具有连接力的学院和民间的融合。
“同人们相约，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胜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臧杰指出，国立山东大学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教授层面形成的创造能力，还包括那个时候的学术社团、文学社团在校园中的活跃。其中左翼运动的呈现，对人和社会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跟北京有着连接。“像《刁斗》这样的刊物，是比较典型的时代性的显现，通过这样的刊物，我们会看到当时学生的思考，以及当时流行的表达形式和策略是什么？刊物作者的勾连点和来源又是什么？”
1936年，波及了整个山东大学的“地震”，实际上就是这种左翼思潮，在学校内部发生的对撞。与此同时，学校在审查和甄审学生身份上又有了新的动作，也激发出了很多矛盾，从社会层面来讲，国难思潮在“九·一八”之后慢慢发酵，山大的学生们热衷于请愿救国，也成为了一个激烈的冲突点。“抗战时期，山大内迁之后，整个青岛的文化力量就消退了，或者说，文化的向心力和生产力同步退了。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回到那个文化繁荣的年代，也应当认识到，30年代的山大文人们虽然在青岛教书，但并不在本地报纸上发表文章，他们的文学阵地，实际上是在上海的报刊界。或可说，这个群体的文化向心力、影响力和创造力，其实并不属于青岛文学现场，而是在上海的现场显现。青岛报纸的副刊，基本上还是地方性的创作主体。”时至1938年，二次日据时代开始，本城政权改变之后，青岛进入了一个倒退的阶段。在报纸行业，这种倒退尤其明显——原先的十几张报纸，一下子变成了两张报纸：《青岛新民报》和《大青岛报》。“报纸空间的缩小，意味着表达空间的缩小，文本空间的缩小。相较于一次日据时期，二次日据时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统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观念，进行了更多的宣扬和强调，实际上，这种观念已经背离了新文学，也背离了青岛整个三十年代以来进步文化的发展路径。这些传统理念在在1937年以前的青岛报纸里面，已经极少有份额了。日据时代又重新提出来，打的是复兴传统文化的名号，实际上还是为殖民统治而服务的。”40年代的青岛文学，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武侠小说的兴起。臧杰认为，武侠小说是农业文明对“人的无限力量”的强调，同时又具备匡扶正义的理想，和侠骨柔肠的想象。日据时期的青岛，武侠小说的风靡，是文化压制下的另一种生长，同时也是市民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需求呈现。王度庐的“鹤-铁五部曲”都是在青岛写下的，而他的言情小说的叙事场景，与当时的青岛市民文学，也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结合。臧杰表示：“对于40年代青岛文学的认知，我们一般不太谈武侠和言情，一方面视之为通俗文学，格调不高，另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日据时代的文学，必然带有殖民印记，也必然会带来一定的话题敏感性。”1946年以后的山东大学，和20年代、30年代的山东大学相比，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30年代的很多教授都是作家，到了40年代，学者成为了主流教学群体。在这个状况下，山东大学和青岛这座城市的文化关系，以及文化现场的关系，在学校内部的博弈上，体现得更加强烈，实际上，在大家国的背景下，山大教授群体的“动态结构”再一次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青岛是华北最后一个解放的城市，但这座城市在40年代，却出现了社会面的繁荣。对此，臧杰指出，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下，山东各地的教会纷纷流亡到青岛，山东各地的许多国立中学、县立中学，也都流亡到青岛，建立临时中学。很多士绅地主惧怕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会逃到青岛这个口岸城市来。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财富，多元的信息交会在一起，同时又处于外在的封锁之下，到了40年代末期，整个青岛社会已然形成了一个充满变动因素的鱼龙混杂的状态。在这段时期，青岛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青年诗歌运动和青年戏剧运动。臧杰谈到，这批青年大部分是在青岛长成的，从小就接受了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接受了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影响。“40年代的文艺青年们，打下了一个根基，也留下了一个危机。所谓根基，是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新文学力量。而当他们走上了新中国的工作岗位，在这样一个身份变动的过程中，危机也逐渐浮现出来——整个40年代，青岛社会层面的鱼龙混杂，导致青岛在1949年以后，面临着一个长期的信息复杂性，和人员身份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所引发的影响，则是下一个时代的故事了。”在这场讲座的最后，臧杰做了总结：“民国时代的青岛文学，是沿着一个变动的线索而来的，它伴随着政治的变动，政权的变动和新文化的传播，也见证和参与了市民化的形成和现代化的形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旗帜和堡垒的作用，同时也形成了青岛文学丰富和生动的理念。”活动结束后，臧杰向市图书馆捐赠了图书《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和《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01）》。历史的脚步从未停下，学人们的努力也从未中止。学术研究的目的，终究是照进现实。正如臧杰所言：“我们不能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需要连接城市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将城市文学的版图镶嵌到中国的文学版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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