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5 良友沙龙 | 臧杰新著《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分享会
地点：
良友书坊·塔楼1901·西塔 （市南区安徽路5号南门4楼）
留一条线索给未来 | 《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塔楼分享会后记
点击： 361 | 发布时间： 2022年5月21日
5月15日下午，文化学者臧杰新著《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分享会在良友书坊·塔楼1901举办。活动现场，臧杰继在青岛市图书馆追述青岛文学的早期线索之后，又作《青岛文学传统的养成（1949-2000）》的主题讲座，解析当代青岛文学的历程。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臧杰简略提及了1898-1949年的青岛文学历程，并表示，这半个世纪的时间，放到文学传统里看，其实新文学对于青岛文化的影响，是1922年以后的事情，这段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但这个时期的很多资源，在现在得到了重新整理和应用。这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代写作将为历史留下些什么？或者说，若干年后，我们这些经历了比前面半个世纪更长时间的人，能为后世的文化留下些什么？
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讲座的内容一一呈现。臧杰表示，写作文学史，首先还是得弄清历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身处时代当中，也面对着历史的考验。
臧杰将1949-2000的青岛文学史分为若干阶段。1949-1956，是秩序重建的阶段，也是为工农兵写作的开始；1957-1959年，反右斗争阶段；1958-1962年，大跃进阶段；1963-1965年，“四清”阶段；1966-1976年，十年文革阶段，1977-1989年，新时期阶段；1990年往后，市场经济化阶段。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我们通常把1949-1966年这段时间称为“文学17年”，实际上，从“四清运动”开始，各种各样的政治审查，即杨绛所言“洗澡”，已经成为了文革的前奏。对这个时间分期的理解，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历史进程的。臧杰认为，青岛文学的写作，基本上是在草根和精英的交替中进行的。他指出，在青岛文学形成的早期，当青岛还处于渔村阶段时，是没有精英文学的，从满清遗老遗少将旧体诗词带来青岛，到1922年，新青年群体来到青岛以后，才逐渐形成了最初精英化的面貌。在这个时期，精英化跟青年人的成长交织在一起，某种程度上，仍然带有成长文学的一些特质。“到了30年代，随着大学的建立，青岛的城市文学浮现出了一些精英化的格局，也即是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格局带来的精英化样貌；1937年以后，山大内迁，名流消散，青岛文学进入了一个草根阶段；1945年光复以后，秩序重建，山东大学复校，又出现了草根和精英的交替局面。”讲到1949到1956年的这一阶段，臧杰提到，按照全国文代会的方针，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核心，与此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不是工农兵的人，要为工农兵服务，是否能服务到位？这也是最早浮现出的问题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已经意识到，即使有这么一批人在写作，也没法真正地服务于工农兵。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发动和培养工农兵作者，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
左三农在1950年5月17日“青岛文艺”创刊号代发刊词《关于开展青岛市的文艺工作》一文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的同志，在旧社会的长期沾染下，旧的文艺思想没有清除，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无法真正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我们青岛市解放以来还未能有较多的为大家——特别是工农劳动人民所欢迎的各种作品的主要原因。”因而左三农号召，“我们的提高必须从工农兵提高”。臧杰指出，这个时期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青岛的左翼文学，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基因连接。早期我们所说的“左翼”，是30年代的海鸥剧社、王亚平的诗歌等文学现象，更多地是对底层苦难的关注。在有着长期殖民背景的青岛，这种左翼文学的力量，实际上影响不大。很多核心力量在纪念鲁迅活动后，陆续离开了青岛，及至1940年代，更多的表现为青年运动。1932年5月28日，《青岛民报》推出的海鸥剧社公演特刊。“它负着社会的使命，要深深地走到大众里去，成为大众的艺术和一切社会运动相联系。”“现在我们对青岛左翼运动的想象，其实是为了追溯文化历史所做的想象。但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文学事件进行检索，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运动层面上的规模。而1949年往后的左翼，性质又不一样，在勾连了青岛左翼运动线索的同时，逐步与‘为工农兵服务’合流。”“1949年以后，检索青岛的报纸副刊，会发现旧文艺工作者的文章是很少的。从《青岛文艺》创刊号中的言论，也可以看出，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些人无法真正为工农兵服务。所以必须培养工农兵自己的作者。1952年以后，报纸副刊基本就是工人文学了。塑造的都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工人典型形象，以及被社会认可的幸福家庭样貌。”模范的样式
1949年以后的山东大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赵太侔校长退居教学岗位，华岗出任校长。1951年，以培养文工团和革命干部为己任的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这种“两结合”的情况，在观念上积留下许多差异，也形成了一些矛盾。表现之一就是1951年的“吕荧事件”。尊重学术争鸣的华岗校长的表态是：对吕荧的批判，只能作为文艺思想的争论，不能作为政治上的批判。
华大山大同构新山大
而1955年的胡风事件，也使华岗被定性为“胡风分子”，蒙冤入狱。臧杰在《在激荡中涤洗》一文中感慨地提到“华岗和吕荧的遭遇，在青岛文学界和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所生发的影响不啻大风掠过”——这段时期的青岛文艺界，已然步入了风高浪急的时期。诸如此类的思想对撞，到1957年“反右”时期，变成了左右之争，部分精英在批判中退场。“一些旧知识分子，因此退出了青岛的文化艺术舞台，开始接受改造。这种改造，一种是不情愿的，一种是自愿的，也就是主动进行自我修正和检讨，进行自我改造。反右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精英写作被民间写作所取代，或曰精英写作向工农兵写作的转变和尝试。从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人人都可以写诗，乃至标举‘农民诗人王老九’这样的局面。”臧杰指出，50年代末的出版成果，证明了文艺大众化的盛行。精英化的退场，令整个社会的写作面扩大了，进入了一种民众的喧哗，从表面上看，文艺作品的数量大大丰富了，但这种“全民文艺”现象，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在1961年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文艺工作者们意识到，尽管作品的数量增加了，但是质量却非常低，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对“三名三高”——即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合称——恢复了正视。1961年的全国文艺座谈会，带来了一个“小阳春”——重新给予了文艺创作的空间，给很多右派摘了帽。但好景不长，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势又发生了新的转变。“大写十三年”和强调阶级斗争，使一段复归又陷入沉寂。文革时期，群众文艺和街头文艺变成了风行一时的“批判文艺”。家史、工厂史、革命史成为书写主流。“文革时期的写作，基本上延续了阶级斗争的策略，但《青岛文艺》的复刊，以及《台东文艺》的创刊，促成了青岛文艺的抬头。《台东文艺》作为一个区域化的文艺表达阵地。一直出到1983年，对青岛的群众、职工文化起了很大的影响。它在80年代初期做了很多探索，很多重要作者都是从《台东文艺》走上写作道路的。1979年以后《海鸥》复刊，也带来了青岛文学的复苏。”在新时期，随着青年文化运动兴起，一批青年人开始探索，这个探索的过程，伴随着个体的觉醒，和整个社会思潮的复苏。到了九十年代，青岛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产量时期。数量和质量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匹配关系。1991年，《海鸥》改名《青岛文学》，也是为了跟商业化杂志有所区分。臧杰表示，通过青岛文学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到精英化和去精英化的变动交替，另外也可以看到写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对青岛文学变动的考验。九十年代初期，青岛文学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队伍样貌，但大部分没有进入全国性的文学视野。对此，臧杰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学写作不是一个短期的性质。进入历史的东西，也同样需要经历历史的考验。从文革往后，80年代以来的写作者群体，还有多少人持续写作，持续在场，持续构造自己的文本精神？”
“很多作家在历史中的呈现，是惊鸿一瞥，如果可以留下有景观意义的作品，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在青岛，这样的作者和作品是缺乏的。我们也应当思考，在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青岛并没有几个经典作家，这对我们的现实启迪是什么？青岛的文学文本，有的可以到达全国性的标准，有的无法抵达，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当代文学写作同样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们能留给后人什么？”臧杰在《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的后记中提到：“至于叙事时间何以选择至2000年前后就戛然而止，则是出于不想离现实太近。尽可能抛开现实的考量与斟酌，才是我最想要的文本。”“文学史稿的写作，是价值的整理和梳理，同时也是内在动力发掘的梳理，通过这种梳理，我们可以思考，文学的动力来自何方，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动力的问题，这才是完成历史类写作的基本动机。文本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研究本身，而是期待它可以对现实起到一点影响。对文化价值的强调，才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我们只有通过有限的思考，才能通往无限的未来。”当代写作将为历史留下些什么？当代文学史稿又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来思考青岛当代文学的文学传统，或许才是“留一条线索给未来”的前进方式。对城市文学而言，有了标识性的人物和作品，有了标识性的文化景观，这座城市的文学才更有影响和希望。一本《青岛艺术史·文学史稿卷》，是拨开荒草寻路的一份努力，而那些埋在地下的种子，当我们重新为它们开辟一片生长的空间，或许就会是未来的鲜花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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