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一部标准的成长小说。尽管其中内置了家庭故事、传奇故事、悬疑故事、动物故事乃至童话故事等多个不同的故事类型，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讲述二十一世纪背景下一位汉族儿童如何在爸爸和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的共同导引下逐渐成长的故事。在叙事视角的设置上，这部小说除了开篇的“引子”和篇末的“接着引子”是以成人“我”的视角来叙事，其主体部分的故事情节皆是由一个六岁至十岁的名叫小海的汉族儿童“我”来讲述。依据这部小说中的情节发展脉络，儿童“我”——小海所讲述的主要故事情节有：为了救助青藏高原三江源的人与野生动物，“我”和妈妈跟随爸爸李强——雄鹰支队队长从省城西宁的高档小区搬迁到郊区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我”和妈妈因不理解爸爸的搬家决定、难以承受因搬家带来的各种不适感、教育压力等问题而使得家庭矛盾不断升级；爸爸离开家庭，投入保护三江源的救助事业中，并在劝阻拍摄“三江源万年冰纯净水”广告组的过程中离奇失踪；“我”为此踏上了“寻找爸爸”之旅，在几近绝望之时，被爸爸曾救护过的野生动物们所陪伴、帮助和导引，寻找到了爸爸；“我”在四年级时，爸爸在“高兴地看到所有的鹤蛋都安然无恙地得到了亲鹤的认领时，突然就‘哎哟’一声倒下了，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杨志军著《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第325页）从此，爸爸永远、永远地留在了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滩。至此可见，在这部小说中，三江源上人与人、人与野生动物、人与万物之间发生的故事都被放置在儿童视角下，且所有的故事都隐伏在“寻找爸爸”这一成长小说的核心故事模式的前后左右。也正是在“寻找爸爸”这一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心路历程中，作家通过悬疑、正叙、倒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展现了“寻找爸爸”的险象环生的过程，复现了爸爸与青藏高原的命中注定的根性关系——“我”爷爷奶奶的命是高原给的，呈现了回忆世界中爸爸李强对“我”的精神引领、三江源人对爸爸李强的由衷敬意，以及爸爸李强对良善的普姆爸爸、朝鲁叔叔和奸商“笑脸叔叔”等的远近亲疏。正是通过“我”“寻找爸爸”的情节发展过程，才传递出“我”的成长心理的变化过程：“我”逐渐理解了爸爸为何献身于三江源，也真切体验了亲情、离别、等待、重逢、感恩等情感体验。而在“我”“寻找爸爸”的过程中，“我”迎来了儿童阶段的成长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寻找爸爸”的过程中，支撑了“我”的情感力量便是“三江源之歌”。何谓“三江源之歌”？在“我”说来，“三江源之歌”“是爸爸教我的歌，大概也是三江源的民歌，是爸爸编了词的民歌”。“三江源之歌”由此成为“我”心中的秘密，还成为了“我”长大后的生命信仰。“三江源之歌”的歌词是：“沼泽的水，山泉的水，冰川的水，天上的水，地下的水，远古的水：都是三江源头的水。……三江有三源，名叫川、泽、泉。”（杨志军著《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第120-121页）尽管我们没有全部复述“三江源之歌”，但已经足够看出这首歌的内容，恰如这部小说中的巴雅尔叔叔所说，“三江源之歌”“说的是三江源源头水系的三种发源形态”（杨志军著《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第121页）。而且，在巴雅尔叔叔看来，三江源构成了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之水，一旦三江源的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势必危及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澜沧江——的生命源头。原来，“三江源之歌”其实是“寻找爸爸”这一核心故事模式所寄寓的主题意蕴：通过“我”所讲述的“寻找爸爸”的过程，不仅讲述了爸爸李强如何用全部身心救护三江源的自然生态，而且告知人们爸爸李强为何用全部身心救护三江源的自然生态：救护三江源的自然生态，就是救护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头。此外，“三江源之歌”还是未来的希望之歌。“三江源之歌”之所以由爸爸李强传递给“我”——小海，是因为爸爸李强将美好的期望寄寓在小海的身上，再通过小海，播撒在诺布哥哥、普姆妹妹、艾米尔姐姐等汉藏儿童和天下儿童的身上。这样，如果说百年前鲁迅通过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确立了“救救孩子……”这一“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那么百年后杨志军通过《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则承续了鲁迅的“救救孩子”的“立人”思想，同时以神性哲学去思考，以当代文坛稀缺的气质，借儿童成长小说来表达自己对何谓“真正的人”的未来设想：万物有灵、生命平等，“真正的人”在世间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你”的幸福吉祥。这个“你”，是孩子，也是三江源上的自然生命，还是世间的一切“孩子”似的人类生命。

概言之，这部小说既带有对现代人曾引以为豪的现代文明的省思，也怀有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明确期许和由衷祝福：愿世上的每一个生命，特别是未来的儿童，都生活得美好吉祥。事实上，这样美好的期许和祝福，就寓意在这部小说的名字里：“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是一位内省的理想主义者对人类所寄居的这个世界的美好祝福。

至此，倘若是一般的成长小说，书评到此应该结束了。但，且慢，本文没有结束。究其原因，在于：这部小说虽然是一部标准的成长小说，但并未囿于成长小说的故事装置，更未囿于儿童读者是本书的主体读者而将这部小说传奇化和娱乐化，而是相反，让这部小说进入了一个形而上的哲思世界。要知道，对杨志军的小说而言，没有神性哲学的故事，只是故事。读者不应该只满足于阅读故事。儿童读者也不例外。这部小说自然毫不例外地为儿童读者讲述了一个带有神性哲学意味的故事。然而，这部小说中的神性哲学故事的讲述背景是诸神退隐的二十一世纪，是否不合时宜？杨志军在这部小说中的选择是：既一如既往地守护理想主义的生命信念，又清醒地直视理想主义者的不合时宜。因此，作为一位内省的理想主义者，杨志军愈是从神性哲学的角度思考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的灵魂归属问题，就愈是自省人性的弱点和理想主义者的限度。所以，在这部小说的临近结尾处，爸爸李强对儿子小海揭秘了“雄鹰支队”名字的来历：为了“弥补一下对鹰的亏欠”。（杨志军著《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第321页）。这样的处理方式固然使得“完美的爸爸突然不完美了”，但却显示了杨志军在创作儿童小说时守护着灵魂的真与深。如果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鲁迅：《＜穷人＞小引》第104页，《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那么，凡是人的灵魂的神圣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亏欠者”。尤其，在这部小说的临近结尾处，最令人痛彻心扉的是：“我”在多年后对爸爸李强死因的剖解：“其实爸爸的心肺并不适应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奔忙，让他死去的是稀薄的空气，是缺氧，是他对自己的过高估计……”（杨志军著《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第325页）这段追忆是写实的，也是隐喻的，内含了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悲情的宿命。但倘若爸爸李强重新活过来，倘若他还活在杨志军的小说世界，那就还会为三江源付出一切所有，毫不含糊、一意孤行。为什么？若你幸福吉祥，爸爸李强的一切付出就都是值得的。